16岁跨性别女孩遭遇性别扭转治疗，母亲安排其与“壮汉”同住一间房
编辑：河马兽 2020-07-22 09:36:29 社会 40跨性别，指性别认同异于原生性别的人。18岁的朱亦（化名）便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在告知了家长而后在社交平台上“出柜”后，朱亦的母亲却将她送去性别扭转治疗，其中包括注射、电击、限制人身自由等。而后LGBT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组”的负责人核桃和其他几位姐姐协商“救”出来她。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朱亦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变成一个女孩子。
临近寒假，刚满18岁的她，下课后匆匆打车去买了一个水果蛋糕回教室。朱亦的班主任和室友在黑暗中围着蛋糕，等待朱亦许下愿望、吹熄蜡烛的那一刻。
他们并非对朱亦那个未说出口的生日愿望一无所知。大约两年前，她先是告知了家长，而后在社交平台上“出柜”，宣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
跨性别，指性别认同异于原生性别的人。这意味着，朱亦并不认同自己身份证上的那个“男”，而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就在朱亦出柜的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将“性别认同障碍/性别焦虑”(中文又称“易性症”)从“精神障碍”部分除名。同年，我国卫健委印发ICD-11，要求积极推进ICD-11中文版全面使用。
18岁的朱亦希望变得更自信、更可爱。但最终，她所有寒假的学习和旅行计划都未能成行，等待她的是一段残酷的性别扭转治疗，包括注射、电击、限制人身自由，等等。她从未想过这些事情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主导者是自己的母亲。
朱亦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传统家庭，父亲早年去世了，经商的母亲独自抚养朱亦和妹妹二人。在记忆里，她幼儿园时期就喜欢看女孩看的动画片，用粉色的书包、粉色的文具，“被人问到长大想干什么，我都会说想当魔法少女”。
儿时这些话只是被大人视为童言无忌。小学后，她依旧性格柔弱，“经常哭，像个女生”，因此时常被父亲责打、被班主任体罚。从一次又一次的规训中，她知道了什么是“正确”与禁忌，学会压抑自己，并像别人眼中的正常男孩一样增大食量、努力运动，“求生欲让我明白，装成男的是对的”。
回想起来，她一直有想要变成女生的倾向，但就连面对自己都无法坦诚。同时，她开始真切地察觉到自己对男孩的情愫、对女装的喜爱，以及对自己男性身体的厌恶。她初二开始患上抑郁症，而后病情加重，常流泪至深夜，反复纠结“假如我出生就是女孩子，那该有多好”。她多次去做心理咨询，但心理咨询师也未察觉到这是性别焦虑。
朱亦开始自残，甚至曾试图服药自杀。那时父亲已经过世，家人关心她的身体状况，但并未深究她自残的原因，以为只是青春期的焦虑和抑郁，过了就好了。
朱亦的痛苦并不是跨性别群体中的个例。根据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起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2060份有效问卷显示，将近67.6%的受访者曾经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对青春期发育有过强烈痛苦与焦虑。
转机出现在高中。一线城市国际学校的开放风气让她有了性别平等、勇敢表达的观念，同时压抑之下她的抑郁情绪愈发严重。2018年，她宣布“出柜”了，成为学校里唯一一个公开身份的跨性别者。年轻而观念开放的老师、友好的同学，以及教学区两个独立的无性别卫生间，大大减少了她作为跨性别者在生活上的阻力。她感到被尊重、理解和支持，医院抑郁测试的结果表明，她的抑郁症由中度转为轻度。
朱亦开始相信，她只是一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子，“相信最终我的雄化症会被治好的”。
注射和禁足
对于孩子的性别表达，朱亦母亲起初不置可否，甚至偶尔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但是，情况在2019年下半年发生了转变。妈妈开始联系僧人给朱亦的房间“调风水”;向亲戚们控诉朱亦有多么“不正常”;今年寒假开始后，妈妈终于要求朱亦去一家当地的私立中医院进行“性别扭转治疗”。
性别扭转治疗，通常指对跨性别者进行强制扭转治疗，以解决跨性别者不符合原生性别认同或性取向问题的治疗。
朱亦曾离家出走，但都被妈妈找到“押送”回家，并送到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每日的“治疗”包括注射三瓶中药注射剂。后来，又换成了“脑循环治疗”，即使用仪器在手腕上轻微电击、在头部周围不断震动。
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朱亦吼道“你是男的女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吗?啊?”持续的指责和斥骂让朱亦情绪崩溃。
趁大人们不注意，朱亦用手机向朋友发了求助信息，朋友为她发布了求助微博。
从下午到夜幕降临，朱亦在医生的羞辱、威胁和恐吓中度过。当晚，母亲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一个套间，安排朱亦和一个“壮汉”同住一个房间。次日，求助微博的转发数达到4000多次，警察和当地的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门。宾馆不再让他们住进来，中医院也拒绝了朱亦母亲继续治疗的请求。
母亲和“姐姐”们
“朱亦妈妈的情况算是(跨儿家长中)很少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性心理学家邸晓兰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在今年6月接诊过朱亦，并劝说朱亦母亲接纳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她的接诊经验中，一部分家长在受引导、劝说后能够理解、支持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回避问题、不加谈论，但强制孩子进行性别认同扭转的只是少数。
邸晓兰说，自2018年回龙观医院设立两性心理门诊以来，她每年接诊跨性别者约有100位，年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性心理学家，邸晓兰认为，比起二十年前，如今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情况好了许多，同龄人也相对能够理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家长”。
2019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学者在美国《家庭心理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区和朋友的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够显著改善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对于降低跨性别者抑郁和自杀的风险尤为有效。
与之相对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家庭中的歧视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学校。在28454份有效问卷中，超过一半的性少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由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被家人不公平对待或歧视。《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遭到“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比例为11.9%。
比起母亲，朱亦感觉到“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亦一样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们在网络上结识，朱亦今年离家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
在同住的两个月里，“姐姐”每天晚上都会摸着朱亦的头，温柔地鼓励她。朱亦自小有说话口吃的毛病，特别是在母亲面前。而和“姐姐”相处的过程中，这个毛病同抑郁情绪一起神奇地减缓了。
帮助朱亦的不只一个“姐姐”。核桃是LGBT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组”的负责人。今年4月，通过微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转治疗”之后，她迅速集结了十几个跨性别社群的伙伴，商讨如何“救出”朱亦，并协同另一家LGBT公益组织“同语”以及朱亦家乡当地的社工组织一起达成了目标。在那之后，“个案小组”长期为朱亦提供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