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后一位东京大审判经历者高文彬去世，享年99岁
编辑： 2020-09-07 14:43:05 国内 31第二次世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犯下了各种不可饶恕的罪行，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而今这场审判已经过去了70年，目前中国唯一的东京审判历史见证人高文彬也于9月7日凌晨悄然离世。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开展了一场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
高文彬于1946年远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工作，担任中方翻译与中国检察官秘书，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搜集证据与翻译。
高文彬于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从幼小读书时起就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先生自称在校时“学习成绩一般，但英语较好”。1941年，20岁的高文彬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成为大一新生。为了避免在汪伪政府“注册”，从1941年到1945年，法学院曾3次搬迁。
“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高文彬在回忆录中说，“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日寇的憎恨，我宁可每次上课绕路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高文彬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叙述：“那段时间是我最开心、最激动的时刻，感觉日本侵略军终于恶有恶报了。”
日本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东京审判适用英美法程序，同时，法庭的官方语言使用英文和日文，因此需要选派相关专业人员。当时，东吴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教授英美法课程的学校。
1946年1月28日，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璈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察官。高文彬回忆说：“我的老师刘世芳，是上海有名的律师。他与向哲浚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向哲浚那时带了很多控诉日军暴行的材料，都是中文的，要翻译成英文，就请刘世芳老师帮忙找翻译，要求既懂英美法，也通英语。于是，刘老师就把我介绍给他。同时去的还有我的同学刘继盛、郑鲁达，还有一个是向哲浚太太的兄弟周锡卿，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另一个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张培基，我们5个人一起去当翻译。”
“我们是1946年5月份去日本的，乘坐的是美国的军用飞机，从江湾机场飞过去的。”就这样，高文彬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月至9月期间，高文彬担任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翻译工作结束后，他因表现出色，被向哲浚留下任秘书之职，其他4人则到“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
担任中国检察官秘书时，高文彬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核对庭审记录，并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因为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和文档整理工作。为了完成各项工作，他常常通宵达旦。
就这样，高文彬继续参加中国检察组的工作，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结束，他经历了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
审判经过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陆海军部，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5月3日，法庭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42页的起诉书，历数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
1946年5月，由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菲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两年多，共开庭818次，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从1948年11月4日起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判决书肯定日本的内外政策在受审查的时期(1928—1945年)内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
受审战犯
东京审判28名被告前十位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重光葵。
远东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审判完毕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
国际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判：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1948年12月23日执行。
揪出“百人斩”元凶
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民众可以去购买旁听券，售完为止。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
高文彬回忆说，起初很多日本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听的，因为当时日本由军人当政，对国内舆论严格控制，日本兵在外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坏事，报纸上从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勇敢作战。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日本人都非常震惊。审判退庭时，高文彬碰到日本听众，他们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也许是他们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
高文彬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很花精力，因为日本战犯是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的。”为了公平起见，法庭为日本战犯聘请了美国律师做辩护，理由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采用英语的，很多日本战犯不懂英语。而这些日本战犯都是高官，家里很富有，常常请美国律师吃饭，送东西，因此这些美国律师就拼命为日本战犯辩护，故意把案子拖得很长，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参加审判工作的中方人员共有10人，苏联与美国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很多，尤其是美国人特别多，有几十个人。法庭的审判费用全部由美国承担。
法庭每周开庭5天，星期六、星期天休息。高文彬作为向哲浚的秘书，负责保管法庭送来的书面庭审记录。法庭开庭时有专门的录音员录音，然后把录音译成文字，这种工作很累，一人只能工作半天，因此一天需要两个人上、下午轮流工作。
根据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对于任何疑犯均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必须由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由法官认定后才能定罪量刑。据高文彬回忆录记载，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当局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未能系统搜集证据和证人，此时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中国检察组的每一个人都会抽出时间去查找能够对审判有帮助的证据材料。
高文彬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偶然间在图书馆内发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日本下级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举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因为刀口卷了，杀了105人。日本的报纸把这两个杀人犯当作英雄。高文彬那时已粗通日文，基本读懂了报纸的意思。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他的心都碎了。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两人处决。
据高文彬回忆，他马上到检察处的资料室将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自己留底，另两份交到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因为他们有定期班机飞国内，然后把照片交到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与此同时，中国检察团队也据此很快搜集到了《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的大量同题报道。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东京日日新闻》更对其进行持续关注，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确切，同时还配发了照片，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时任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的石美瑜收到资料后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通过盟军将已退役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缉拿归案，并押送南京军事法庭受审。高文彬回忆说：“盟军花了半年时间才抓到这两个人，是从日本投降后回国人员签到名单中发现，最后在日本中部的琦玉县抓到的。这两个人是同乡，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穿着白衣服，在路边摆地摊做小生意。两个战犯就这样被抓到，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尽管他们对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但在确凿的证据前，终于得到了正义的审判。1948年，二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如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还悬挂着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为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提供的重要证据。